在大公司工作过的人，大概都会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大公司病。一个公司大了，就有多个部门，多个层级。有总公司，有分公司。而在这个大公司中，不同人，不同的部门利益诉求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就会形成制衡。但是，一旦当董事长想推行一个改革，就会困难重重。或者董事会通不过，或者部门不同意，或者通过了，最后分公司执行不下去。

放在一个国家，道理也是一样的。一个国家，有各个部委，部委有多个层级。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在这个国家中，不同政府部门，不同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中央想推行一项政策，首先国务院内部以及曾经的国务院成员要通过，还要征求各部委的意见。就算最后中央及各部委达成一致，最后到地方政府执行层面上，可能也会变质，或者不了了之。

纵观我们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许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很多地方出了问题。最近走红的383报告是一篇鸿篇巨制。真正要操作起来，大概，会按照紧急，重要，是否好执行几个维度来选择。并且同时，我们要关注，领导人心里真正关心，和在乎的是什么。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公平效率?哪个是摆在第一位的。

毫无疑问，摆在第一位的，是社会稳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上访最多的，是关于农村土地征用。无论是我们乌坎村群体事件还是苏州通安群体性事件，都是因土地征地不公平引发。而我们如今上访的人群当中，也有大量是因为征地和拆迁。尽管，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是有多重原因引起，但是土地问题，成了这个矛盾的引爆点。作为老实本分的中国农民，保护家园也许是他们退让的底线。一旦突破这个底线，农民失去家园，他们就成一无所有只剩一条命的人。

这是斗兽棋中，大象最害怕的。

第二个问题，是因民间高利贷引发的金融风险。民间高利贷是一种变相的吸储行为。其实是实现了本该银行来实现的一部分功能。银行倒闭会引发社会危机，而以某个高利贷钱串子为中心的人破产也会引发社会危机。曾成杰案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是政府不能承受之重。凡是解决问题宜疏不宜堵。与其不断出台法规去规定民间高利贷行为，不如去到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利率双轨制

。简单来说，正式因为我国银行利率是管控的，信贷流向了低效率的国企，而储户的存款利率又被人为压低。才会一头有无法拿到贷款的人去发起民间借贷，另一头认为存在银行就亏钱的人把钱从银行取出来投入高利贷的游戏。历史上，有很多大的社会危机都是因为金融危机而引起的。无论是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还是我们最近的08年的次债危机。如果不解决中国利率双轨制的问题，很有可能也会酝酿一次大的金融风暴。利率市场化会选择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执行起来涉及合作的部委政府较少。基本只要有央行一个系统就可以办成。

第三个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虽然不至于造成社会风险。但是国企的存在，是中国目前经济活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央企，凭借国家垄断几乎垄断了一个行业。我们之前的铁道部(政企合一)甚至成为了独立于中央之外的一个小王国。最重要的，会选择央企改革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也在于，相对地方政府的多个目标，央企改革的目标是比较确定的。假设要进行土地流转改革，会涉及到许多地方政府执行的问题。但是央企改革，目标只有一个，亦或中石油，亦或铁路总公司。

因此，在财税，土地，金融，国企等几个热点改革领域当中。从社会稳定角度，土地流转、利率市场化都是改革的重中之重，而国企改革则是目标明确的改革对象。并且，改革，即使拿走一部分利益去弥补另一部分人。被弥补的人，不是中产，而是那些已经被逼到底线的人。

对于领导人来说，经济可以不发展，收入分配可以不公平，但是社会不可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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